中手遊副董事長冼漢迪:夢想已經實現過,在找下一個

身負斯坦福大學雙碩士,投行精英,融資高手,收購專傢的光環,在中手遊被業界調侃為“IP土豪”、“發行一哥”的背後,身為聯合創始人和副董事長的冼漢迪Hendrick卻鮮少出現在媒體面前。

在中手遊從納斯達克私有化退市之後,冼漢迪設立瞭新的私募基金:國宏嘉信資本。在兼任中手遊副董事長的同時,他負責該基金的運作。他說,在美上市的夢想已經實現過,我們在找下一個夢想去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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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手遊宣佈私有化,謀求國內上市,經歷瞭手遊市場的大起大落之後,中手遊的幕後資本推手冼漢迪對中手遊這些年的經歷和未來的走向有自己的態度。

1)中手遊起傢是在手機功能機時代,能不能跟我們講一講,那個時候手機遊戲是一門什麼樣的生意?從產品、用戶到渠道都和現在手遊完全不一樣吧?

功能機時代,SP是移動互聯網的鼻祖,包括手遊也始於SP,當然那個時代的手遊跟現在的手遊還是有很多區別的。產品相對來說簡單一些,渠道和運營商關系十分重要。



因為那個時候是運營商預扣費用的模式,用戶通過預存話費購買服務和道具。另外就是跟手機廠商的合作,靠的是產品裝機量。用戶獲取的成本比較低。產品的品質加上中手遊跟渠道和運營商建立瞭良好的合作關系,市場占有率高,所以中手遊當時的很多產品流水也達到瞭千萬級別。

後來隨著智能機的普及、行業的發展,第三方支付的流行,而區別於以往渠道的應用商店崛起,成為瞭“渠道大腿”,遊戲的質量要求提高很多,用戶獲取的成本也高瞭很多,但同時用戶量級及消費能力也比功能機時代大瞭很多。

2)如果讓你給中手遊的發展分幾個階段的話,你會怎麼來分?現在回過頭去看,中手遊的發展與你們當初的設想,哪些是吻合的,哪些是不太一樣的?

中手遊的發展過程,我們一直說是3次創業。

第一次創業是2012年9月25日在美國上市。縱然我們在功能機遊戲時代做到瞭第一,但是智能機時代即將來臨。為什麼我們一定要上市,因為我們看到瞭未來手遊市場的競爭,資本是一道門檻。

第二次創業,是從功能機遊戲向智能機遊戲的轉型。當時智能機遊戲的發展方向大概有三個,一是做高大上的渠道,一是做苦逼的研發,還有一個是做有極強市場敏銳性的發行。渠道市場當時已經有瞭騰訊、百度、360等巨頭,小渠道隻能在夾縫中生存。研發和發行都是不錯的方向,這兩者都不必受限於用戶基數。經過摸索,中手遊采取瞭研發+發行雙線並行的戰略方向,事實證明中手遊的轉型是對的。

第三次創業,我們認為是私有化回歸。當初憑借著美國的資本力量完成轉型,私有化回歸,也是為瞭尋求有力的力量讓中手遊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同年9月中手遊發佈瞭全新的遊戲品牌“勝利遊戲”,,將圍繞“自研和代理發行”這兩大核心業務,推進“IP和粉絲”兩大業務戰略。

3)中手遊在2012年登陸NASDAQ的時候,采用瞭很少使用的“介紹上市”(隻上市,不融資)的方式,當時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在市場環境並不好的情況下“強行登船”?能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的一些故事嗎?

首先如之前所提到上市本身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第一,國內手機遊戲市場在2012年的時候已經很熱,不斷地誕生很多競爭對手,而由功能機向智能機轉型的趨勢也漸趨明朗,成為上市公司將幫助中手遊穩固其行業領軍地位。

第二,在當初那個競爭已趨白熱化的微妙時點,中手遊如果能夠成為中國第一支登陸美國資本市場的遊戲股,則可以使公司在需要的時刻隨時啟動大規模融資,及時獲得必要的資本支持,而這對公司之後發展的戰略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按照美國監管機構的要求和上市公司的標準來管理和運營企業,將會進一步提升中手遊的企業管治能力,讓我們具有更強大的競爭能力。

第四,成為美國上市公司將幫助中手遊擴展品牌知名度,促進我們和一些國際大公司的業務合作,例如日後與迪斯尼及華納兄弟的合作等等。

最後,能夠在美國上市也是中手遊管理層在創業之初就有的一個夢想。綜合各方考量,在2011年上半年,我們聘用著名投行瑞士信貸和瑞銀做我們的保薦人,正式啟動瞭中手遊的IPO。

中手遊於2011年開始籌備美股IPO的時候,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來準備的,並沒有預見到之後資本市場的風雲突變。到瞭2012年,美國資本市場對中概股是很不友好的。那一年中概股有一些公司出瞭一些事件,遭遇瞭誠信危機,再加上美國市場一直存在的做空機構問題、估值偏低問題和中美會計監管制度的差異,使得中概股IPO在當年也遇到瞭很大困難,當年很多擬美國上市企業(包括我們)都按投行指示延後瞭IPO時間等待投資中概股的市場氣氛回暖。但是公司長遠發展必然需要大量資金,掛牌交易不僅對打響公司品牌有很大幫助,也是創業人都有的夢想和目標,再加上當時手遊由功能機向智能機轉型如火如荼,以及當時美國證監會已基本批準瞭我們的IPO申請,為瞭向同行們及投資人證明自己,完成上市刻不容緩。由於我在投行工作期間曾接觸過香港較常見的“介紹上市” 的模式,我和專業的律師團隊(凱易的David Zhang/Ben Su) 便利用香港的市場經驗去說服美國證監會和納斯達克,同意中手遊用“介紹上市”的方式登陸美股。而中手遊之所以能夠以這種方式上市,本身也需要滿足一些較為嚴格的要求。

首先,中手遊的大股東第一視頻是香港主板上市公司,且同意向其持股股東直接配送中手遊的股份,所以中手遊並不需要發行新股以滿足在美上市時的公眾持股比例要求。

其次,美國證監會對“介紹上市”的審批流程與嚴緊程度均與一般上市相同,而中手遊當時已經滿足上市所需的所有基本要求。

最後,中手遊2011年的凈利潤已經超過1.6億,現金流充裕,本身沒有立即融資的壓力。正是由於滿足瞭這些嚴格的條件,所以中國手遊成功在2012年9月25日登陸納斯達克。當年能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就隻有唯品會、歡聚時代和中手遊三傢而已,我們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傢在美國上市的手遊公司。

4)您覺得那個時候這些科技公司都跑到NASDAQ上市,是因為確實是最好的選擇,還是說大傢對“赴美上市”有一種崇拜?從一個擁有20年投行及金融經驗的老兵角度,您覺得科技公司應該怎麼來看待和選擇資本市場?

首先,這裡面有一些技術問題,由於中國本土的PE/VC起步較晚,中國早期的互聯網公司很多都是拿的美元基金的投資,搭建的也是外資架構,去美國上市是順理成章的。而客觀來說,納斯達克對於一些目前尚無盈利的互聯網公司在財務要求上也更加寬容,註冊制也比A股的審核制在操作層面更為節省時間。

其次,納斯達克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對中國科技公司的資本化進程起到瞭很重要的作用。我們所熟知中國的的百度、盛大、巨人和完美世界,和美國的谷歌,蘋果,Facebook,微軟等等都選擇納斯達克上市,盛大的陳天橋還曾經憑借手中的股票成為中國首富。這種種因素結合起來,造就瞭納斯達克市場對於中國創業者獨特的吸引力。

對於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來說,上市地的選擇是估值和時間之間的一個博弈,這其中又涉及到市場流動性、投資人對細分行業的認可度、監管法規變化、上市後融資操作等等較為復雜多變的話題。美國市場有它獨到的好處,而中國A股市場的估值相比更高、二級市場流動性較強,上市公司與投資人溝通起來也更為順暢。

作為投資人,我們不僅希望企業在IPO的時候拿到更高的估值,融到更多的錢,也希望其在一個友好健康的資本環境中做大做強。

5)從2013年開始,中手遊開始有計劃的購買IP,這與公司早期以自研項目為主的策略其實發生瞭不小改變,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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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手遊在2012年至2013年轉型時采取瞭研發+發行的戰略方向,其實不論是自研還是發行,在2013年手遊行業呈爆發性增長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瞭IP的巨大潛力,由IP帶來的粉絲數量很龐大,尤其是卡牌,慢慢形成瞭比較成熟的一套玩法後,那麼就非常依重IP。於是我們開始佈局IP。

2015年以來,中手遊進一步構建以IP為中心,在各個領域深度挖掘粉絲經濟和品牌價值。國宏嘉信投資基金也投資瞭一大批優質的原創動畫、漫畫、網劇和小說等內容創作企業,基金希望通過投資可以為中手遊的遊戲業務獲得更多優質的IP內容,讓中手遊可以專註做好其遊戲業務。

6)這一輪中概股退市潮大傢都會說的一個是“美國資本市場不認可”,我知道中手遊在NASDAQ上市期間你也常常往美國跑和投資者和機構溝通,你覺得以你的經驗來說,這種“不認可”深層次的原因有哪些呢?

由於美國投資人的一些疑慮,包括對VIE架構和審計問題的顧慮,導致中概股並不能得到合理的估值,甚至拿不到10倍以上的市盈率。

具體到遊戲板塊,美國的遊戲公司的遊戲生命周期偏短而且遊戲收入偏集中在個別遊戲上,所以美國投資人當然地對中國的遊戲公司利潤的可持續性抱有擔憂。在和投資人的溝通中,我們也曾多次強調過,中手遊作為一傢領先的手遊發行公司,並不存在對單一或個別遊戲的依賴性,所以我們在美上市其間的市盈率都大多數時候都已經略高於其他在美國上市的遊戲公司。

但我們發現,美國投資人先入為主的思維還是比較難以被說服的。美國的資本市場十分成熟,機構投資者也相對更加謹慎,加上中國市場對於他們比較陌生,投資人並不能理解中國日新月異的互聯網生態環境,於是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作用下很容易采取一些保守措施。

獲得美國資本市場的認可並不是一兩傢中國互聯網企業的任務,而是整個行業需要解決的問題。隻有等我們的行業整體足夠成熟,監管足夠完善的時候,國際投資者才會心甘情願地認可我們。

7)您說目前移動互聯網,二次元文化走向主流的情況,“和我們當初乘功能機的東風把手遊做起來的情況很像”,能跟我們具體解釋一下您看到的一些相類性嗎?

我們剛開始做手遊的時候,手機遊戲市場並不像現在這麼火熱,也並不能得到社會輿論層面的大認可。那個時候說到玩遊戲,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不務正業。但是短短的幾年過去,現在手遊已經是泛娛樂產業鏈中最重要的一個變現環節,功能機向智能機的跨越也為手遊註入瞭新的活力,電競行業也得到瞭國傢的認可,成為正式開展的體育運動項目。

即使到目前這個階段,我們仍然認為手遊行業還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間,可以不斷有玩法上的創新。我認為就像手遊一樣,每個行業的萌芽、崛起、繁榮都需要一個認知過渡的過程。之前幾年,對很多人來說二次元可能還是一個陌生的詞匯,是一個迎合較低齡的受眾群體的亞文化現象,但是隨著當年那些二次元受眾逐漸成長為具有一定消費能力的社會階層,隨著我們的年輕一代在互聯網上去8社交、去娛樂的方式越來越便利,時間越來越長,我們看到A站、B站迅速地發展起來,各類動漫,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原創的動漫作品開始風靡,風投資本也不斷地加大對這個行業的投入,很像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手遊崛起的初級階段。所以我們國宏嘉信也在二次元領域有所佈局。

8)國宏嘉信想投的領域是“泛娛樂文化產業鏈”,這也是當下最熱的一個領域。您覺得針對這個領域的投資,目當你看到瞭哪些誤區,或者說一些不太好的現象?國宏嘉信針對這一塊的投資邏輯是什麼?對於您來說,目前在這個領域的投資過程中,找不到足夠多好的項目和項目估值過高,哪個是更為主要的問題?

我們基本的投資邏輯很簡單,當一個大經濟體發展到瞭一定階段的時候,人們對物質消費的追求將不可避免地部分轉化為精神層面的需求,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電影票房持續火爆,視頻網站上用戶的付費意願有瞭質的提升,同時對內容質量也更加挑剔。

在確定基本邏輯的前提下,我們會對泛娛樂大類下的每個細分行業做比較細致的研究,判斷其所處的階段,盡量避開漸趨紅海的行業,尋找未來幾年內存在爆發性增長的機會,與此同時,我們比較關註泛娛樂項目變現方面的能力和穩定性,就像一切投資項目一樣,不能商業化就不具有投資價值。

說到誤區的話,由於泛娛樂是一個很靈活的概念,可以衍生出很多有趣的商業模式,所以我們發現一些創業者比較容易受自己的主觀引導,在沒有對創業項目的市場需求做出相對客觀嚴肅判斷的時候就憑借一腔熱情紮瞭進來,或是沒有紮實的商業模式支撐,或是對變現渠道考慮不周,這樣的項目我們一般較為謹慎。

至於項目質量和估值之間的平衡,我們會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於十分看好未來增長潛力的項目,估值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9)怎麼來判斷電影與遊戲這兩個領域結合產生的一些機會?

影遊互動是我們比較看好的一個概念,影視和遊戲作為單獨的形態都有著十分成熟的操作模式,而我們在遊戲行業、IP資源和資本運作等方面也有著非常豐富的經驗,可以對創業者提供實打實的幫助。

但是據我們的觀察,一些打著影遊互動旗號的項目實際上並沒有在操作層面上將兩個模式做有機的結合,更多的是在一個電視劇或者電影的IP火起來之後,趁著熱潮趕制同一個IP下的遊戲倉促推出,也就無法發揮出影遊互動真正的效果。

首先,並不是所有的題材都適合在影視和遊戲的領域下進行聯合操作;其次,影遊互動需要跨行業的專業人才的協作,一個團隊裡的成員既要懂影視,又要懂遊戲,又要有財力支持,最好是在劇本創作階段就考慮到將來遊戲制作層面的一些需求;最後,影視作品的推廣和遊戲的發行在時間周期上面的配合也需要做到天衣無縫。

10)您應該是在80年代末去美國,上高中、大學,那個時候剛好也是克林頓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互聯網和矽谷開始展現影響力的時候,能不能跟我們描繪一下,那近10年的時間裡您在美國看到的科技與互聯網是什麼樣的?

我於1990年去美國上高中三年級的時候互聯網還處於十分早期的發展階段,但是已經有一些科技公司在互聯網的應用和商業化方面進行很積極的探索。當時微軟已經推出瞭Windows操作系統和Office辦公軟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習慣這種新的辦公工具。

我在卡內基梅隆大學讀的是它全美排名第一的計算機科學專業,有機會可以接觸到一些相關領域內最傑出的教授和最聰明的學生,師生們激情滿滿地從事計算機軟硬件和互聯網應用方面的基礎研究工作。事實上在美國很多計算機應用技術和一些偉大的互聯網公司在最早期的階段都隻是校園內的一個科研項目。

本科畢業之後,我選擇去斯坦福繼續我的碩士學業。眾所周知,斯坦福的畢業生構成瞭早期矽谷創業者的中堅力量,也在潛移默化中造就瞭矽谷強大的創新精神。谷歌、雅虎、惠普這些耳熟能詳的科技巨頭都是由斯坦福校友所創立的,身處這樣一個創新的環境中,我感受到所謂的企業傢精神的含義。

那個時代的美國科技行業日新月異,創業者們思想單純且充滿信念,深深相信他們可以用技術的力量改變人們的生活,這之後我們也見證瞭源於矽谷的創新對這個世界的顛覆。在美國的求學經歷對我有著很深的影響,我相信在很多斯坦福校友的心中,都有著成為一名企業傢的夢想,我自然也不例外。在多年的投行生涯使我具備必需的金融財務知識之後,我同張力軍、肖健和王永超三位夥伴一起創立瞭中手遊,並一路走到瞭今天。

11)您選擇回港發展的時候,應該正好是許多人逃離香港的時候,為什麼選擇在1997年回到香港發展?199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對您的工作產生瞭什麼樣的實質影響?

在1997年的時候我已經拿到瞭很多工作邀約,其中不乏華爾街的頂級投行,但我還是在從斯坦福拿到碩士學位之後決定回到香港,因為我預見到回歸之後的香港將成為中國內地企業邁向國際資本市場的橋頭堡,而且我想更多地學習有關中國、有關內地/香港資本市場的事情。

回到香港後,我有幸加入瞭在有著“紅籌之父”之稱的梁伯韜領導下的投資銀行百富勤。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包括百富勤之內的一些香港投行及時把握機會,積極為中資公司和國有企業安排融資並推薦香港上市,掀起瞭紅籌股和H股在香港上市的熱潮。

百富勤在短短數年內在香港投資銀行市場占據瞭相當大的比率,尤其是在安排紅籌股和H股上市方面處於領導地位,它先後策劃上市的紅籌股就有中信泰富、招商局等。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百富勤被法國巴黎銀行收購,成為瞭這傢歐洲頂級投行的一部分。

在職業生涯的早期階段,我在百富勤和法國巴黎銀行均接受瞭系統而嚴格的訓練。我入行的時候,招股書都要投行自己寫,不像現在完全可以請律師代勞;當時我們也要下大力氣研究香港上市規則和兼並收購守則。由於很多項目都是首創,沒有先例可循,總會有意想不到的困難出現,很多個項目做下來,我也被鍛煉成一個擅長解決各種“疑難雜癥”的好手。2004年,我加盟瞭匯豐銀行投行部,負責領導中國區的大型IPO和兼並收購交易,更是有幸參與並領導瞭一些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項目。

3)在您12年的投行生涯中,做過許多大型公司的香港IPO,包括soho中國,中國遠洋等等,有一種觀點說,港交所因為過於重視商品和衍生品交易,錯過瞭眾多科技公司的大型IPO,從您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合理嗎?

港交所作為一傢上市公司,會有財務業績上的追求,這是市場化的行為,也是比較能夠理解的,並不存在重視一方面就忽視另一方面的問題。

在過去的幾年內,香港看起來並不是中國頂尖的科技公司的首選上市地,這裡面的原因是多層次的,香港的主板市場對企業的盈利有一定的要求,而創業板的交易量又太小,得不到機構投資者的關註;而對於一些追求國際化的大型企業來講,納斯達克相較於香港更能夠一步到位。一個更加關鍵的原因是,美國允許同股不同權,而香港則奉行一股一票。對於中國科技公司的創始人來說,經過多輪融資之後,自己的股權比例一般都被稀釋得比較低,但是他們仍然想維持對公司的實際控制權。

針對這個問題,美國的科技公司也有同樣的訴求,所以美國資本市場認可同股不同權,簡單說來即是創始人的股票擁有比投資人股票更多的投票權,從而使得創始人在股權占比較低時仍然保有控制權。港交所和香港證監會針對同股不同權的問題進行瞭多年的討論,這一話題也在2013年阿裡巴巴嘗試於香港上市時被反復提及,但最終也未獲得香港證監會及港交所的認可,直接導致阿裡巴巴放棄瞭香港上市轉投紐交所。

但我認為隨著中國移動互聯網行業的崛起和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聯通的進一步加深,港交所對中國科技股的吸引力在未來將會有所提升,畢竟從投資人溝通和監管的角度出發,內地企業更容易適應香港市場。縱觀之前的一段時間,包括騰訊和金山在內的一系列創新性企業都選擇於香港上市,且都能得到以大型買方機構為主的香港投資者的認可,拿到不錯的估值,這說明無論在哪裡上市,好的企業是能夠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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